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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國劇旗手"鄭曉龍:考慮市場 但不能脫離生活和人性
 www.lkuuk.icu 巴中傳媒網 2018-11-13 來源:北京日報  【打印】【關閉
 
原標題:鄭曉龍:三十年國劇旗手

   鄭曉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。記者 和冠欣攝

  ▼電視劇《北京人在紐約》——鄭曉龍導演工作照。

   鄭曉龍導演在電視劇《紅高粱》拍攝中的工作照。

  1990年,我國電視劇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萬人空巷的電視劇《渴望》播出,導演鄭曉龍時任監制、總策劃;

  1991年,鄭曉龍和他的同事們策劃拍攝25集系列電視劇《編輯部的故事》,開創中國室內情景喜劇先河;

  1993年,鄭曉龍與馮小剛聯合執導的《北京人在紐約》,第一次正面反映上世紀末的“出國潮”,成為一時經典;

  1999年,鄭曉龍擔任出品人的《一年又一年》,被喻為繼《渴望》后又一部反映城市平民生活的力作;

  進入新世紀,一批由鄭曉龍擔任出品人、總策劃或執導的優秀國產劇,屢創收視口碑新高,包括《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》《少年包青天》《永不放棄》《結婚十年》《幸福像花兒一樣》《金婚》《春草》《甄嬛傳》《紅高粱》《羋月傳》《急診科醫生》等,《甄嬛傳》更是創下北京衛視近十年來國劇重播率最新紀錄。

  “鄭曉龍導演”,是國產劇領域當之無愧的一塊金字招牌。入行近四十年,影響行業近三十年,作為國劇旗手和門面擔當,他的作品每每與時代變革遙相呼應,他的個人命運也與國產劇的發展演變緊緊相連。

  從無到有

  酒店里攢出《渴望》劇本

  作為“老三屆”的一員,1978年通過高考進入北京大學讀書前,鄭曉龍其實是北京人民廣播電臺(當時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首都部)農村部的一名記者。

  盡管擁有一份鐵飯碗,在外人看來已經吃穿不愁,但他還是覺得“戴著校徽去上大學是一件非常牛的事兒”,于是不顧家人的不解,參加了高考,但因為數學不好放棄了這個科目,僅憑借語文、歷史、地理和政治考到了330多分,進入北京大學分校就讀。他的妻子、日后成為親密戰友的編劇王小平,則是1977年第一批通過高考進入北京大學本部就讀的,“現在說起來,她還是我師姐呢。”鄭曉龍回憶起過往時臉上帶著笑意。

  1982年從北大畢業后,鄭曉龍選擇回原單位就職,但彼時的北京人民廣播電臺變成了北京廣播電視局,局里增加了一個電視臺,還增加了一個電視藝術中心。“當時的臺長問我愿意去哪兒,我大學學的是中文,期間還發表過小說和電影劇本。我就想電視藝術中心是搞電視劇的,搞文藝創作的,至少它和我的專業比較接近。”

  1982年底,鄭曉龍正式進入北京電視藝術中心(下稱“北視中心”),但在入職后卻發現,中心沒有幾個人知道“電視劇”到底為何物。彼時,國產劇的發展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下剛剛起步,1981年由王扶林導演的《敵營十八年》在春節播出,掀起極大反響,是第一部中國內地制作播出的長篇電視劇。隨后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,《西游記》《紅樓夢》等劇都由央視主導制作,地方臺的電視劇制作力量則相對薄弱。1990年后,電視劇漸漸成為電視臺工作的重心,內容也逐步多樣化,以滿足不同觀眾的需求,大古裝、武俠劇、紅色經典、公安題材、反腐題材、都市家庭劇、青春偶像劇陸續出現。

  “當時中心的同事像林汝為(《四世同堂》導演)等都是來自各個電影廠的。”鄭曉龍說,國內電視劇剛剛起步,大家并無成功經驗可以借鑒,完全憑感覺去摸索,處于一種有點迷茫又在不停探索的狀態。

  1988年,鄭曉龍與活躍在北京文壇的青年作家陳昌本、鄭萬隆、王朔、李曉明住進薊門飯店,他們一邊吃著餃子,一邊琢磨要講一個女人的故事,“傳統的美德在這個女人身上都要有,再將各種磨難放到她身上。”每個人發揮想象討論,用現在慣稱的“攢劇本”的方式,最終聊出了《渴望》劇本。

  《渴望》一播出就受到了全民追捧,“舉國皆哀劉慧芳,舉國皆罵王滬生,萬眾皆嘆宋大成”,成為獨特的時代記憶。該劇的開播與北京三環路開通一起,被列入當年北京市三件大事之一。這部苦情電視劇塑造了一個具備中國傳統女性優秀特質的劉慧芳,同時還融入了宋大成、王滬生等一代都市人的鮮活形象,寫活了普通人的命運。

  1990年底,北京影視界、新聞界、評論界100多人出席《渴望》座談會。會上,來自北京電影學院的汪歲寒表示,《渴望》劇組找到了當下人民的審美理想,“與其說觀眾愛《渴望》,不如說他們是在呼喚生活中的善良、友愛、溫情和真摯。”正是從《渴望》開始,鄭曉龍帶領北視中心走上正軌,關注老百姓生活情感需要,為普通人樹碑立傳,也成為后來他在現實主義創作上的重要理念。

  一窮二白

  靠植入廣告支撐拍劇

  鄭曉龍進入北視中心沒幾年,就成了中心的副主任,他自己調侃說可能還是“業務能力比較強”。北視中心雖是國營單位,但鄭曉龍除了主抓業務,同時也要兼顧經營,這意味著中心一百來號人的吃喝問題都要靠他來解決。

  “北視中心那時候是差額撥款單位,財政一次性撥付全年經費,但算下來只夠發五個月的工資。”剩下的七個月工資怎么發,員工的福利待遇怎么給,包括拍電視劇的費用怎么來,鄭曉龍說其實都得自己想辦法。據他回憶,他后來正式當上中心主任的那一年,中心還欠幾百萬元外債,為了躲債主,一聽說對方公司來人就趕緊讓員工們關燈,“假裝沒人上班,躲著人家。”

  1991年,鄭曉龍開始策劃拍攝國內第一部情景喜劇《編輯部的故事》,中間遭遇資金困難,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礦泉壺公司的出現,解了燃眉之急。熟悉這部劇的觀眾可能還記得,第五集里余德利神神秘秘地從外面抱回來一個礦泉壺,還告訴牛大姐這是專門喝礦泉水的,“這玩意兒少喝,喝多了打嗝”,廣告植入得合情合理又很自然。

  僅僅依靠植入廣告還不夠,1993年籌拍《北京人在紐約》,鄭曉龍的父親從三九胃泰藥廠拉來了50萬元贊助費作為啟動資金,最后又以固定資產作抵押擔保,從中國銀行借到150萬美元,才維持了海外拍攝的高昂費用。在美國拍攝期間,整個劇組十分節儉,40多人的劇組分兩撥住在一棟別墅和山下的酒店里。為了省錢都在別墅里做飯吃,制造的生活垃圾也多,后來因為烏鴉翻垃圾桶被周邊鄰居發現而報了警。“美國那邊有規定,一個住所不能住太多人,別人懷疑我們是非法居住,就把我們給告了。”鄭曉龍回憶,那時候國產電視劇還是草創初期,不像今天有很多熱衷投錢的機構和公司,“沒有什么‘金主爸爸’,更多的就是餐館老板、做服裝生意的,后來有一些是煤老板。”

  《北京人在紐約》除了在制作經費上全額抵押貸款150萬美元,還開了特例,劇組首次自行洽談廣告經營事宜,完成了一次相對完整的經濟運作,也被視作國產電視劇商業化的一次星星之火。當時,很多人誤以為《北京人在紐約》是央視出品,導致央視廣告部門口特別貼了一張紙條,“《北京人在紐約》播出片前廣告不在此經營辦理。”

  時任制片主任的劉沙曾對媒體回憶,《北京人在紐約》還拉來了美國的廣告訂單,但一開始與美國廣告客戶接洽的結果并不理想,“我們拿出廣告刊例和項目資料后,收到的多是對方質疑目光。”他百思不得其解,后來在一次交談中才得知,對方因為他們報價過低而懷疑他們是否真的是電視劇《渴望》團隊,“《渴望》收視率92%,觀眾超過5億,為什么廣告報價這么低?”劉沙說,后來他們在報價后面加了一個零,對方竟一口答應,馬上簽下合作協議。

  考慮市場

  但不能脫離生活和人性

  今年10月份舉行的中國電視劇發展北京論壇,推出了“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年40部經典電視劇”片單。在這個片單上,鄭曉龍導演或策劃的作品有五部上榜,分別是《渴望》《編輯部的故事》《北京人在紐約》《金婚》和《甄嬛傳》。從1990年的《渴望》算起,時間跨度長達28年。

  很多人說鄭曉龍的每一次創作都卡在了時代發展的節點上,但他并不同意。在他看來,卡住時代發展的節點更多是一種順勢而為,并非主動為之的藝術創作。盡管作品類型覆蓋各種題材,但對鄭曉龍來說,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一以貫之,并始終考慮要為普通老百姓提供合格的藝術產品。

  鄭曉龍說,優秀的文藝作品其實脫胎于時代,反映的也是當時當地的文化氛圍。即便是今天被大家認為反映了傳統女性優秀品質的《渴望》,在播出當年其實還遭到過全國婦聯的批評,認為劉慧芳“不是一個新社會的婦女”。1991年的《編輯部的故事》更是在播出前后都遭遇各種阻力。但事實證明,這部充滿了知識分子插科打諢和諷刺的作品常看常新。

  關于《編輯部的故事》能夠順利播出的故事,鄭曉龍已經反復講了很多遍。

  1992年春節,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瑞環去北視中心視察。鄭曉龍使出了自己的“老伎倆”——越級匯報,他趁機詢問李瑞環是否看過他們送過去的帶子。“帶子我沒看,但是我請我們辦公廳的年輕人看了。我在中間休息的時候跟他們打籃球,問他們看了以后怎么樣。他們說非常好,又很逗。我想辦公廳的年輕人水平夠高吧,他們都覺得很好,我覺得應該沒問題。”正是這種來自高層的肯定,才最終讓《編輯部的故事》與觀眾見面。

  進入北視中心十年后,鄭曉龍成為中心的一把手。這之后,中心又先后出品制作了一批在國產劇發展史上留下烙印的優秀作品,如《阿郎在北京》《少年包青天》《永不放棄》《幸福像花兒一樣》……

  從2003年起,民營資本開始被準許進入電視劇制作領域,制播分離進一步深化,一批民營影視制作公司迅速崛起,一系列廣電政策的出臺也加速了電視劇產業發展。同年,中國電視劇產量突破萬集,此后連續多年保持10%以上的增長速度,成為世界第一電視劇大國。

  而鄭曉龍也開始思索如何在市場大潮中同時保有藝術創作的水準。2007年,由張國立、蔣雯麗主演的家庭倫理題材電視劇《金婚》播出,一改過去家庭倫理劇婆婆媽媽的狗血路線,故事充滿人情味兒。有評論家認為,劇中用平常、瑣碎的生活展示了對親情、愛情等美好情感的堅守,作為現實主義理念指導下的創作,社會意義不亞于當年的《渴望》。

  “我們今天總是談現實題材創作的回歸,其實真正應該回歸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。”在鄭曉龍看來,《金婚》后出現了大量同題材作品,后期家庭情感劇走向狗血,都市生活劇變得懸浮夸張,都是因為創作者并沒有做到真正的“貼近生活,貼近觀眾”。他認為,電視劇作為一種大眾文藝作品,當然需要考慮市場,但不能脫離生活、脫離人性,而是要回到藝術創作的本質上,“深入人的生活,深入人性,深入了解人,你才能寫出人的故事,才能寫好人的故事,觀眾才會有人性方面的共鳴,時代才會留下這樣的作品。”


 
  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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